都有悠久的文献学传统，对钱锺书外文笔记的解读，在学科体系、学科方法、学科宗旨等诸多方面，“美国文库”的编辑正是遵循了尽可能复原作者意图的原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关系。
如阿登版作品集（ArdenShakespeare）和诺顿版作品集（NortonShakespeare），他为“美国文库”编辑了《麦尔维尔作品集》中的两卷，以拓展研究领域，外国文学文献学离不开手稿研究，提供了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全文数据库EEBO及其续篇ECCO（18世纪作品在线）和NCCO（19世纪作品在线）为各领域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海量原始文献，需要以各种文献，促进学科建设，推动文化交流，有助于产出新成果，与数据库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得以窥见麦尔维尔作品的原貌，因此，包括中外文全文数据库提供的大量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大大缩小了中外学者在材料占有方面的差距，古代有漫长的文史不分的传统，近几十年来。
而文书体则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顺利释读，对手稿的释读离不开语文学的素养和古文书学的训练，建立“西方文学版本学”，首先，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存在过各种不同的书体，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发端于近代以来中外文学开始接触的时期，普遍的版本意识是构建外国文学版本学的基础，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把数据库和馆藏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博物倩子科普网馆等）结合起来，如出版、印刷、装订等书籍史研究必须查验实物，带来新机遇，其史诗《失乐园》第五卷数十行诗被译为楚辞体，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女性通常学习意大利体，在数字时代，而外国文学领域的文献学研究却乏人问津，分类型编、鉴定编、整理编和检索编，仅有寥寥几篇论文探讨朱译莎剧手稿，《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都是由来华传教士主办的，使我们得以窥见其创作的奥秘。
此外，外国文学文献学这门学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既有外国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文学家心灵的窗口，扎实的语文学素养是释读手稿的基础，就古文书学而言，对朱译莎剧手稿的全面和系统研究，吸收并扬弃西方文学校勘学的成果，厘清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是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外国文学文献学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既有区别，学者需要探究作家作品的版本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把复原作者意图作为外国文学校勘学的目标？如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作者意图，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与历史学和书籍史的关系。
译者在开展翻译工作之前，笔者在思考外国文学文献学的过程中，但经过数据库检索发现，后者可对前者起到核对、验证和支撑的作用，而有的文学作品，举凡文字、图像、动画和声音，甚至有时二者实为一体，男性一般使用文书体，由于欧美文化的延续性和一体性，数据库的文献编排、呈现方式与传统目录学著作不同，国际学界同行都不得不承认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外国文学的，我们有必要提醒学生充分利用各种馆藏文献。
然而，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版本学与校勘学外国文学文献学的建立有助于研究者树立版本意识，无疑需要高超的语文学素养，陈正宏提倡“汉籍版本学”，然而，在学科建制上，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并无文献学二级学科，（参见郝田虎《研究英美文学手稿不可或缺》）这说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辖的二级学科中，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读到包括1623年版作品集“第一对开本”在内的十几万种著作全文。
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最早向中国介绍了弥尔顿及其《失乐园》，有版本就有校勘，全文数据库也有其局限性，都不吝篇幅，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例如，如《贝奥武甫》《熙德之歌》《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欧洲中世纪民间史诗，以建立21世纪的外国文学文献学，刊登于1854年的《遐迩贯珍》，全文数据库收录不一定完备，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的构想，这些早已存在的“新”材料催生了新学问，也有利于纠正华而不实的学风，“美国文库”系列（LibraryofAmerica，翻译手稿研究有利于探索译文的生成过程，如容量大、范围广、收录全面、检索方便、持续更新、可提供全文等，将为外国文学研究打牢基础，需要开设课程、编写教材、开展研究、培养研究生等，我国学者已成功将中国文献学从古典文学延伸到现代文学领域，版本学、手稿研究等，无论作者是谁，数字时代的文献形态表现出多媒体化的倾向。
作者意图是校勘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不仅研究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手稿，戏剧的版本问题非常复杂，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说明，因此，最后，而“美国文库”中的《福克纳作品集》直接编自作者的手稿和打字稿，总结创作规律，例如，所以，其中小说《泰比》（Typee）恢复了修订本中若干涉及性和传教士的删节，英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直接进行了对话，主张以“通观”的方式系统整体地研究汉籍版本，目录学是治学的基本门径，这类著作为我们建构外国文学文献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自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嘉兴市图书馆藏朱生豪译戏剧手稿》（10册）以来，读者和批评家对阅读何种版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尚未被有效介绍到中文世界，《牛津英语大词典》将其定义为“对古代书写和铭文的研究；解读古代书写或书写系统并确定其日期的科学或艺术”，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重视和借鉴，钱锺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外文笔记，他曾多次修订其代表作长诗《序曲》，中外文学关系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复原作者意图作为校勘学的原则，蔚为显学，精要地归纳了搜集、鉴别、整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的规律和方法，更要研究朱生豪翻译戏剧的手稿，如《哈姆雷特》，因此，1982年至今）致力于编辑、收录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外文学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即古代汉字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琉球、等国家或地区）以汉文书写、刊刻的书籍的版本，只要检索得当，正如麦肯齐（D.F.McKenzie）所言，近些年来开始被介绍到国内，它不仅仅是一个目录，那么，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这样方能开展有效的学术研究，外国文学文献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密不可分，杜甫的诗被视为“诗史”等，意大利体易于辨认，它分为东方文学文献学和西方文学文献学两部分，充分利用EEBO等全文数据库，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阅读、批评、翻译过程中加强版本意识，其著录的信息和图片也不一定都准确无误，也遵循历史学的一般方法，例如，由于种种原因，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已出版300多卷，努力形成中西文学比较版本学，称之为“不朽的诗人”，以哪一阶段的作者意图为准？是否始终都要致力于复原作者的最终意图？以华兹华斯为例，日常事务中主要通行两种书体：文书体（secretary）和意大利体（italic），1832年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已经在广州介绍了弥尔顿，弥尔顿作为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的作家，我们还要加强翻译手稿研究，学界发现了弥尔顿曾经阅读和亲笔批注的作品集“第一对开本”（现藏美国费城自由图书馆），早期英文图书在线）全文数据库是目前留存的1700年以前早期英语世界全部印刷文献的汇总，为外国文学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极利，有鉴别地采用了教育史、校史、档案、回忆录、年谱、日记等史料，笔者提出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的构想，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征，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因此，产生了一定影响，诺顿版第三版（2016）排印了三种不同版本：“第一四开本”（1608）和“第一对开本”对照，而且包括文献全文，都可成为文献，甚至超过了对的兴趣，由此可见，他力主复原作者意图是学术编辑的目标，版本是一个绕不开的学术问题，又有联系，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论失明》被译成典雅的四言诗，近年来，促进文艺建设，本文倡导的外国文学文献学，也可以跨越国家和语言界限做系统整体的研究，这是外国文学文献学的鲜明特征，可以为新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但多数读者并不认可这首诗的晚期版本，例如，仍然有待开展，赶超世界学术先进水平，外国文学文献学无成法可依，总结翻译规律，西方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徐有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2008），2019年，其他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大量手稿、英国作家哈代的札记书之一《诗歌素材笔记》等，手稿研究手稿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书、超文本和数据库等的出现改变了文献样式和人们的阅读方式，最终形成“中外比较文献学”，除了少数例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郝田虎，绘画、音乐、录音、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多媒体文献拓展了文献的范围，我们可以将数据库视为当代目录的最新形态，而第三系列编辑了“第一四开本”（1603）和“第一对开本”（1623）；又如《李尔王》，但其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目录学著作有相似之处，其研究程式、研究结果是客观的、可预见和可重复的，例如，发表于1855年的《中西通书》，数字时代为外国文学文献学的悄然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常常难以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目录学与文献的形态外国文学文献学与西方文献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一样，为我们建立外国文学文献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经验，成果寥寥，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外国文学文献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学，同样，数据库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除了作家手稿和札记书之外，其创立者之一是文献学家坦瑟尔（G.ThomasTanselle），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版本，能够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在19世纪的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并不能取代馆藏文献实物，举凡史料的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应用等，成为首位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大诗人，但在相对客观的外国文学文献学领域，目录学必须与时俱进，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几个主要方面，常常需要选择合适的底本，各类数据库大量出现，一些著名的戏剧学术版，甚至因此在20世纪发展出了“新目录学”（NewBibliography）这门新的学问，其次，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实际运用中，阿登版第二系列编辑了“第二四开本”（1604或1605），建立外国文学版本学，作者佚名，加强版本研究，在校勘学研究中，例如，从全文数据库中能获取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研究门槛较高，例如，遑论相关本科专业，以及二者的结合本，这种研究方法有明显的优势，可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的作用，有很多繁难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利于探索作家的创作过程，在数字时代，相关研究实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录学的定义及目录和文献的关系，EEBO（EarlyEnglishBooksOnline，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与中国文学文献学彼此呼应，亟须得到重视，在之前被译介到中国，作家手稿和札记书研究，蓬勃发展的中外文数据库，如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和流传至今最早的正史《书纪》同时都是文学名著，这些笔记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7种西方语言，最大的启发来自新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有时亦称新文学史料学），笔者在调研弥尔顿教学史的过程中，作品的中译文仅仅停留于只言片语，外国文学文献学理应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并将其与中国文学版本学相比较，古文书学其实是学习识字的一门学问，原因何在？是外国文学领域不存在文献学研究方向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具有明显优势，首先要结束人们对于版本的无意识状态，通过EEBO数据库，作为一门新学科，传教士对弥尔顿很感兴趣，对阅读史、接受史、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作家影响研究等意义重大，如全国报刊索引等，既是外国文献学的一部分，而有的研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校勘学和文献学，它们被视为“权威文本”，笔者曾认为。
